在张离去的数月之中，在sars肆虐的艰险背景下，包括媒体、艺术家、作家、文化评论家在内的中国香港文化界乃至学界，对张国荣先生的尊重、对张的辞世这一事件的重视程度及其严肃态度，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。 然而，在大陆的文化圈中，我们却分明感受到一种局促与尴尬。
因着电影《霸王别姬》的缘分，张国荣进入大陆的文化圈，以此开始，他感染了所有接触过他的人，――我们从众多的回忆文字中获取了这样的信息，这些文字承载着书写者们的一往情深。这是心与心的交流，这是对张国荣的品质的回馈。但同时，或许不那么有趣的是，我们听到了一种奇怪的“重音”，一种“难言之隐”。众多的文字既充满敬意，却欲言又止。呑呑吐吐，遮遮掩掩，矜持得可以。“人都那样了，还让我们说什么!”真的可以因此沉默么?更令人奇怪的是，近年来热热闹闹的大陆文化批评，于此却呈现出了一种暧昧的麻木与寂寥。唯一可以见到的，是社会学者李银河的一篇短文，她讨论了张国荣的“生活姿态”，将其称作“奇妙新世界的报春鸟”，作为她近年译介的西方“酷儿理论”在中国的一个应答。当新浪网等多家媒体举办的“文化偶像选举”之时，有学者将该选举活动称作含义丰富的“ 社会征候”，或者，这的确是一个时代“征候群”，在被文化批评家们用来诊查“大众文化”的同时，也可以尝试着诊查一下“诊查者”自身。选举中，张国荣的入围提名和高票获选成为争论的焦点，而像“鲁迅与张国荣”、“张国荣挑战鲁迅”等一类的表述，则凸显了“二元分立”中暗含的等级与霸权，传递出一种戏弄的意味。可以说，张国荣在“文化偶像选举”事件中，重复了他在“金像奖”与“**”上屡屡遭遇的命运：有提名，却缺乏真实的评价。或许，是因着那些“荣迷” 们的决心，出自敬意又唯恐伤害，小心翼翼、左顾右盼，矛盾重重又义无反顾地，最终将他推上了这个冷酷的“看台”，但我们更为看重的是，在“四月”之后的张国荣，其被提名而最终获选的过程，究竟承载了多少民众心理的接受与敬重?在争论中，也能见到一些带有相当知识含量的讨论，真诚而富有理性的批评，像这样的终局点评可谓精彩而又机智：“推选十大偶像，一般前五名都是经典的。从第六名开始往往就‘举贤不避亲’了。张国荣无疑是当今的优秀艺术家，刚刚含恨辞世也令人扼腕痛惜。”然而更多的，是学者们，包括那些文化研究者、影像艺术研究者的沉默。这沉默显然是在质疑“选举”的合法性，但这沉默，更深层地，是大陆艺术界对张国荣事件的“矜持”态度的延续。
于是我们发现：面对张国荣，大陆的文化批评，竟然失语。
沉默，是因为张国荣的份量不够、成就不及，还是其它?是他不能“与鲁迅比肩”，还是因为“更具文化符号意义的艺人还有很多”?我想，理由可能会更多。曾几何时，我们才见到对金庸的堂皇评价，周星驰也以文化英雄的形象登上了北大讲堂，我们还见到崔健的歌词成为“新诗”经典，――流行文化被精英文化所收编，似乎已不是什么麻烦事儿。但为什么，对张国荣，一个在20世纪中国最典型的文化市场中始终不懈地坚持艺术追求，并以自身的真诚敬业、才华悟性而达到一种崇高境界的人，如此吝言，如此的矜持。
许多日子以来，我一直在躬身自问：我们真的有必要针对张国荣发言么?他的价值、他的存在意义究竟应当该如何定位?这件事情真的那么重要么?就发言者个人而言，发言与否也许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忍受“这种”沉默。重要的是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沉默的背后那种暧昧莫明的性质，感受到在沉默中丰富的蕴藏。
有人说，无论如何，不可能绕过张国荣去解读中国香港的流行文化，而“中国香港流行文化已经成为中国文化基因的一部分”，甚至可以称作“中国流行文化的工业中心”。有说他是中国香港演艺圈中的No.1，是中国香港打入世界文化市场的一个“品牌”。我想说，对当代中国文化的解读，已成为“文化符号”的张国荣，确实具有相当的潜力，有更多的“侧面”，并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展示出更多的“不可失去”、“不可绕过”。然而，在新世纪刚刚展开的时候，面对这样一个具有深层震慑能量的“国家事件”，一个承载着新鲜的生命活力的文化现象，面对着张国荣以其多元文化价值带来的挑战，我们见到的是大陆文化批评的窘迫与苍白：在张国荣面前无言以对。我们的批评呈现了“失语症”，迷失了批评规则，丧失了批判的能力。或者，这是对批评能力、批评权力、批评意识的有意的放弃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