勿庸讳言，张国荣的性取向，他对“爱”的理解与执著，至今仍是“张国荣传奇”中最难破解的密码，是他被冠以“超凡脱俗”、“饱受争议”的潜台词。生活于“爱情规范”之中的人们，可以善意地去“理解”和“宽容”同性恋族群的生存权力，但这种善意中却常常暗含着等级与霸权，并不具备与张的观念对话的基础，更难以揣摩他所承受的生存压力。误解是多重的，这些误解可能与他在舞台上的表演同样的暧昧莫明。张国荣曾含蓄而审慎地声明自己是“双性恋”者，他也曾策划过一个自己的电影，以叙述对爱的理解。或许他想说明，因着他的率性与不羁，最终能超越人类理性的自我设限，抵达人性中本真的爱。但我更愿意推测，借程蝶衣形象以自称的“人戏不分，雌雄同在”，正是张国荣用生命构铸的一个意义结构。他拒绝“程式化”的表演，拒绝“复制”艺术――拒绝“take two”，他调动自身生命的资源去创造艺术，又在艺术创造中探问着生命的意义与可能，这使他成为一名罕见的“演员作者”，他甚至将个体生命的终结，设计为最后的出演。他赋予了“戏梦人生”的生存状态，一种全新意义的文化反思。张国荣在其艺术理念中，明确地传递出相当前卫的“后现代主义”的文化态度，而他又具有十分自觉的“精英”意识，认可“创造性”为艺术的永恒价值。如同他跨越了性别之界、人戏之分、生死之域，他也洞穿了我们关于“大众”与“精英”的两分壁垒，颠覆了我们对流行文化的成见――包括颠覆了我们关于“文化沙漠”的看法。如果能够认可“文化英雄”这一概念，我想，他当之无愧。
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欣赏张国荣、认识张国荣、感受张国荣，是一种奢侈，一个境界，也是一种能力，而解读张国荣，在今天，或许是一种压力、一种奢望，但更是一份责任。
仔细品味张国荣的辞世所引起的震荡，将会发现它含有一种极为特殊的性质，即它是相当“私己化”的，它直击着每一个个体的心灵。借用“荣迷”们的一种极致的又颇为直白的表述是：它不同于亲人的离去、父母的离去、甚或精神领袖的辞世，而更像是：我们个体生命的一部分的流失，或升华。它是一个遥远的而又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件，它是一个私己的、可以触摸的灵魂。作为一个公众人物，张国荣是以他的表演人生，同我们展开着个体的心灵对话，这其中，有着强悍的人文力量。以他说法是，他用一颗心，交出自己最好的状态，同时，他也呼吁他的观众，回馈一颗真诚的心。这使我们悟到：当我们说“文化符号”的时候，它也是有生命的，一如我们自己，如同我们这些平凡的人生。自四月以来，张国荣给予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或许是，他发掘了流荡于民间的、充溢在普通人心灵中的人文的力量。他向我们提出这样的质疑：为什么在我们“文化研究”中，众多的“批评”、“阐释”，只能是一种对他人理论的重写?批评，是批评家们以语词、概念为载体，探索世界、探索生命的方式，是批评家们的生存方式，在什么意义上它更是?
或许，我们的确不应过于地“理性”化，只记得某种“理论操作”的过程，而忘记了人文学者应当持守的“人文精神”。
亦或许，我们还可以扣问自己的心灵：面对张国荣，我们是否真的，无言以对?
谨以此文，纪念尊敬的张国荣先生。